二、欧盟透明原则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评析欧盟的信息公开制度经过五十多年不断地发展、修订与完善，逐渐成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法律制度，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一）在法律渊源方面表现出的全方位性欧盟法是欧盟历史发展沉积凝结的产物，是一种新的法律秩序。
当然，本文只是以针对性与科学性为目标，至于分类成果是否具有针对性与科学性，既要看这种分类能否比较合理地解释与解决相关问题，也要看能否经受得住相关学者的对笔者所认为的针对性与科学性质疑。薛军博士早些时候在另一篇论文中就谈到：既然公法与私法都同样属于一个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它们就必然分享着某些共同的基础，体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
那么是否存在基本权利层面的宪法外权利呢？如果仅仅从权利的宪法依据来看，没有写入宪法的基本权利就应该是宪法外权利，但是，由于基本权利在内涵上是人不可或缺的最起码的权利，与人本身须臾不可分离，所以，从基本权利的内涵与作用来看，不应该存在所谓的宪法外基本权利。这就是本文的问题意识，也是本文的核心主题。其三，在非基本权利中，如政治参与权、政治表达权、政治结社权与自由选择权的实现固然有许多影响与决定性因素，但公民自身的能力显然非常重要，可公民能力的一个重要培养途径就是接受教育，所以，受教育权实质之一就是其他公民非基本权利的保障性与支持性权利，在逻辑上，受教育权相对于其他非基本权利具有优先性，这是把受教育权在非基本权利类别上独立化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国家是一个高度整合的框架，同时也是一个从外部整合社会社会生活的框架，但是在国家内部、在社会内部、在国家和社会之间都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整合。其三，中国宪法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由于政治表达权旨在影响公共决策、塑造公共文化与价值，其本身行使的结果不具有强行性，所以，这种冲突更多地是一种利益追求与观念取向的冲突，其表现就是主张的不同，而非结果上的你得就是我失，因此，对政治表达权之间所谓的冲突应以宽容为本，不可强行整齐划一。之所以说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比较复杂，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在内容上具有广泛的涵盖性，既可能与基本权利相关，也可能同法律权利相连，这样，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就极有可能是多种权利冲突的汇集。最近在广东省陆丰市发生的乌坎村事件，更显示村民维权的力量。
我认为这个体系并未完善，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的某些重要的公民基本利并没有落实为法律。什么是宪政？简言之，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权和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遵守宪法(守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全过程。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危及百万婴儿的三鹿毒奶事件也是发难于媒体和网民的揭露，排山倒海的社会舆论，以及全国各地百位律师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维权，迫使政府严厉追究责任人使之受到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二)现行宪法的缺陷与完善毋庸讳言，有宪法不一定就有宪政。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宪法也相应通过了四次修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82 宪法改变了75、78宪法中党政不分、党权凌驾于国权之上的某些规定。非法侵犯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刑事处分。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福建省宁德市、福州市都因移民耕地被占，土地补偿不公，发动万人联名要求罢免市领导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4.社会各界对公民维权活动也越来越支持，媒体和法律专业人士在维权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维权行动，是行使公民权和社会权力、直接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过程。
4. 宪法已确认的权利和自由，缺乏立法保障。人民群众也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官方不是采取漠视或打压的态度，能妥善回应，在事前和事中通过理性的协商调解，改变错失，调整政策，或惩处责任人，不仅能化解矛盾，平息事态，也能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推促政府改革。82宪法还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当然包括执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003 年的孙志刚事件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个被侵权个案经媒体和互联网揭露和传播，北京的几个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亦即社会权力)督促下，国务院取消了侵犯人权的收容审查条例，改为社会救助条例。
否则宪法上罗列的种种权利就会成为乌托邦条款。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如果宪法缺少这些要素，或者有宪法而不依宪治国，那就不能说实行了宪政。诸如75宪法在条文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82宪法取消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定语，因为它可能被误解为共产党是居于人大之上的更高的权力机关。
第二方面的动力是长期受思想霸权所压抑的知识精英，开展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按有的论者的说法，以往某些改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劫持。[2]而这种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也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受到刘少奇严词批判过的。要求国家积极地创设条件，加强社会保障，保障公民的各项民生权利，改善弱势群体的人权状况。网络社群在2009年里开始直接介入现实，像湖北邓玉娇案中，网民组成的邓玉娇后援团赶到巴东县，就是组织化的网民从虚拟跨入现实的标记。3.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75、 78宪法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和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
宪法第35条所确认的那些公民权利和自由，除《集会游行示威法》外，都没有立法。总之，现今的维权活动已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1.维权的主体，由单独个人进行冤假错案的上诉，发展为各界的民众维权。
大都是管理、限制公民的这些自由的，而不是以保障自由为主旨的。还有一些党政官员发出蔑视法治的雷人话语：所谓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确认民营经济是其组成部分。但也毋庸讳言，这个体系还存在一些重大缺陷，有待完善：1.某些重要立法的缺门。
这就如马克思讽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独裁统治者梯也尔的秩序党所谓的秩序那样，他们的秩序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步兵骑兵炮兵。今后国家机关对保障人权不作为，就是失职。严禁诬告陷害干部和群众(犯此罪的要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来处刑，这就是采取中国古代反坐的原则)。因此，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改革的阻力。
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当然，这阶段的后10年在法治建设方面也不无改进，如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口号。
所以他从秦城监狱里一出来重新工作，就狠抓法制。由于我国宪法是不可诉的宪法，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进行诉讼，必须有立法为据。
互联网突破传统上对言论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促成分散的个人在网上形成有共同追求和相互联系的意见群体，形成社会舆论和集体行动，形成民众由下而上影响政治的渠道。也毋庸讳言，以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为转折，历史又回复到折腾的年代，什么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和反西化阴谋以及稳定压倒一切……这一系列程度不同的政治运动或所谓专项斗争接踵而至，政治重心发生了转移，改革几乎停滞和倒退。
去年我这篇十多年前的文章，居然在法理学年会上获得一等奖，既可喜，表明法学界的同仁有独立思考和共同期望，能力排不合理合法的禁忌。毛泽东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革命时期，曾经强调它们是最重要的自由，建国60多年来，却一直受到冷落和压制。此外，有关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许多涉及民生问题的立法，也很不完善。如侵犯人权的劳教法规60 年来也未能废除。
更有人指出，乌坎事件的成功解决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一个样本，中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像广东省委那样，对弱势群体表现出这样的同情与开放精神，中国的法治就有希望了。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正在崛起。
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对有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犯罪的嫌疑人，公安机关可以不经检察机关或法院的批准，就可以自行秘密逮捕、免除通知义务等等。正是基于农民频繁进行土地维权斗争，引起中央的极大关注，促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重大决定，建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制度，以保障农民利益，发展农村经济，被称为新土改。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迄今只有国务院或其部委自行制定的法规、规章，如社团管理条例，出版印刷条例以及有关互联网的一些规定之类。